抄书：易中天，《帝国的惆怅》

易中天大概是从2007年5月起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“品三国”。这以后他就红的发紫了。《帝国的惆怅》是2005年8月第一版的书，此书出版时作为“文汇原创丛书”的一册，在36本册子中排名35。其中的文章当然写的更早，更早的时候他更不红。他自己的话可以作为证据：在《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》的开头，他这么写“前两天重读了夏坚勇先生《湮没的辉煌》一书。我一直认为夏先生的’历史大散文’，无论气度还是识见，都在某先生的‘文化大散文’之上。”到07年后易中天大红大紫更胜余秋雨，他就断无可能再说这样貌似不平实则发酸的话了。

《帝国的惆怅》大卖。其中的文章也大有可读。抄几段如下，先是《荒唐的正义》：

严世蕃二进宫的消息轰动了京城。许多人额手称庆，都认为沈炼和杨继盛的冤案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。林润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，“三法司”长官黄光升、张永明、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，便大讲严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，而且重提沈炼、杨继盛案。草稿送到徐阶那里，徐阶问，诸位的意思，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？黄光升几个都说，当然不是，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。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，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世蕃的“反迹”：　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，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，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，什么串通里应外合啦，不一而足，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。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，是彭孔；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，是典楧；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，是罗龙文；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，是牛信。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，立即照抄上奏。结果，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（公元1565年）三月二十四日下诏，以“交通倭虏，潜谋叛逆”的罪名判处严世蕃死刑。而且，根据徐阶的意见，并没有“秋后处决”，而是“亟正典刑”。

为什么是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？易中天在后文做了解释。

徐阶不是糊涂虫，也不是迫害狂。他何尝不知道以“奸党”之名定世蕃之罪，才是“正论”、“正法”、“正条”？他又何尝不想光明正大地为沈炼和杨继盛平反昭雪？但是不行啊！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。如果把沈炼和杨继盛案翻出来，就是和当今圣上过不去了（是彰上过也）。当然，皇帝做错的事，也不是不可以批评、纠正，但前提是那皇帝肯听才行。嘉靖恰恰就是一个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人。《明史·奸臣传》说：“帝英察自信，果刑戮，颇护己短。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，戕害人以成其私。”也就是说，嘉靖这个人，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。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，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。所以，严嵩要想害人，非常容易，只要抓住嘉靖“护短”的心理煽风点火就行。难怪严世蕃听说三法司把沈炼和杨继盛的旧案翻了出来，竟然在狱中高兴得手舞足蹈。因为他知道，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、怀疑和愤怒。保不住的，就不是自己的脑袋，而是三法司的乌纱了。所以徐阶对黄光升几个说，按照你们这种写法，严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门了，诸位反倒可能被关了进去。

　　显然，不冤枉严世蕃，沈炼、杨继盛，还有许多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。张居正说，定为“奸党”，也可以杀严世蕃，这当然不错。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！显然，徐阶制造新的冤假错案，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除恶锄奸，实在是嘉靖逼出来的。

如果这里要讲恶花结恶果，要讲程序正义，那就会离谱。种种不合理的源头，还在帝制。

嘉靖的聪明，就在于他明白所谓“国家大事”，其实是要分析的。国家的事并不都是大事，也有小事。不但鸡毛蒜皮是小事，就连财政、赋税、军事、工程、刑律，总之，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处理的事情，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小事。因为它们不是纲，而是目。目，是可以也应该交给臣下的，皇帝要抓的是纲。而且，皇帝也只应该抓纲。只要皇帝抓住了纲，所有的目就带起来了。纲举目张嘛！

　　什么是纲？纲就是权力，就是任命与罢免、提拔与处分、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。国家的事务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，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，最怕的是罢官。所以，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，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；而抓住了官员，就抓住了天下。所以，只要抓住这个“纲”，就可以“垂拱而治”，将天下“运于股掌”。

   皇帝自然有这个权力。因为从理论上讲，官员是皇帝的儿子（因此叫臣子）、奴仆（因此叫臣仆）、打工仔（因此叫臣工）。作为父亲（君父）、主子（君主）、老板（君王），皇帝在制度上拥有对官员的生杀予夺之权。但是，有没有这个权力是一回事，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。嘉靖就是会用的。他甚至不必动用升迁奖惩的大权，只要“假以颜色”，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比方说，严嵩刚刚被重用时，曾经遭到官场的普遍攻击。明代是实行“两京制”的，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，而南京和北京的给事中（六部监察官员）和御史（监察部官员）弹劾贪官污吏，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严嵩。因为严嵩实在太不像话，居然向宗室诸侯勒索贿赂，他的儿子也四处活动，大走后门。然而嘉靖为了包庇严嵩，便故意向他咨询国事，而且故意表示欣赏（必故称赏），哪怕严嵩的回答实在不怎么样（平无奇）。这样连续多次以后，对严嵩的攻击也就烟消云散，正所谓“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”。可以说，正是由于嘉靖的纵容，严嵩才有恃无恐，日益骄横，终于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奸臣。

    实际上严嵩终其一生，都只是“宠臣”而非“权臣”。他推荐的人选，并不一定能保住官位（吏部尚书缺，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，甫三月即斥去）。他的心腹获罪，也不一定能够救援（赵文华忤旨获谴，嵩亦不能救）。在嘉靖心目中，严嵩其实是自己手中一个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，一条“叭儿狗”和一只“小白鼠”，高兴时揽在怀里，不高兴就一脚踢开。事情都让他去做，责任却不替他担。今天让他青云直上，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。最后，名垂青史的是嘉靖（因为奸臣是他除掉的），背上骂名的是严嵩（因为坏事都是他干的），这难道公平，难道不荒唐？

　　严世蕃伏诛后，严嵩也被抄家。一无所有的严嵩只好“寄食墓舍以死”，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里，到处要饭吃。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三四年光景。

上面选的几段，是讲严嵩和嘉靖帝的关系。对于现在混迹官场的人物，如果读到这些，不知道是否会陡生寒意。

另外，《中国大历史》中提到王莽的改革，他的政策从中央到边陲，已然变样走形。而有明一代，当皇帝的几乎个个乖张荒唐，明朝却依然维持了近三百年的统治，原因在哪？在于士大夫的思想和制度千百年来已然成熟。官员都从读书人中出，所有读书人又都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。所以明朝的皇帝并不是为所欲为。嘉靖万历皆如是。读书人当官以后以他们自己理解的理作为标杆去治理公务，情形已与汉朝不同。哪怕明朝天子并无多少恩惠雨露，读书人，士，在明末清初，仍然前赴后继慷慨赴死。这一些内容，是在《人是要有点精神的》一文中了。

阎崇言这样的货色，在无锡挨打，吃了一个耳光，已经是再文明不过的招待。易中天写到，“然而这支战无不胜的铁骑（清兵）在江阴城下却遇到了最顽强的抵抗。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，孤城困守八十一天，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，死七万五千人。城破之日，义民无一降者，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。”什么叫做咬牙切齿，读这段的时候就是。这段历史，“洋洋大观的《明史》和《清史稿》竟不着一字。”

在网上搜不到这篇《人是要有点精神的》。不仅仅因为易中天援引夏坚勇的点评：太平盛世，天下是达官贵人的，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，天下便成老百姓的了！易中天自己也有相当毒辣的见解：清朝之所以没有长治久安，祸根在于乾隆。“当乾隆爷用文字狱来屠灭书生们的意气时，大清王朝的丧钟也就悄然响起了。”

“读书人有什么呢？不就是读和说，以及与读和说相关的‘想’么？你现在不让他说，他的魂就去了一半。不能说，即等于不能想，他的魂，又去了一半。剩下的，便只有‘死读书，读死书，读书死’了。所以说，文字狱兴，读书人亡；乾隆皇帝万寿无疆，书生意气命若游丝。”

“没有了又怎么样呢？直接结果是：东林书院被毁不到二十年，大明王朝就呜呼哀哉了。”“革命党起义，袁世凯逼宫的时候，有没有史可法，有没有黄道周，有没有阎应元呢？好像没有。”

“这一点都不奇怪。当整个社会都万马齐喑，所有人都噤若寒蝉，大家都不再议论朝政时，这个政权的兴亡也就没有人上心了。到时候，你想有人出来帮一把，对不起，没门！”

“何况想帮也帮不上。因为魂没有了，不计后果只认死理的精神没有了。事实上，没有了独立思考，就只有人云亦云；没有了书生意气，就只有奴颜媚骨；所有人都不敢讲真话，就只好说假话。鸦片战争期间，清军前方将帅几乎没有一个不撒谎，没有一个不谎报军情，道光皇帝就在一片谎言之中进行决策。这样的军队，岂有不败之理？这样的国家，又岂有不亡之理？”

OK，网上搜不到这文，很正常吧。易中天去坐牢也很正常。